走进世界的厦大人当古老的研究遇上国际化浪潮

不讲英文 逼着老外学中文

注：一起做田野调查的郑振满和宋怡明

　　“听说你不讲英文，逼着让老外学普通话，还是莆田腔的普通话，真的有这回事吗？”在这个不到四十平米的房间里，左右两侧都是挤满书的大书柜。郑振满教授坐在阳台前的老式藤椅上，左手的矮凳上散落着几本书，右手边的红茶还冒着热气。听记者开场就是这么一问，郑老师笑着说：“这都是大家开玩笑的。可研究中国民间的文献，不学中文，怎么研究得好呢。即使去哈佛讲课，我也是讲中文的。”

　　早在2001年，郑振满的专著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就在美国翻译出版，被《亚洲研究学报》评价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。这位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，却也是个常年跑田野的观察家。“人家理科有实验室，我们文科不能把人抓来做实验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就要去观察嘛。要去乡村，要去接地气，从老百姓的经验事实出发，才能做出原创性的研究。”

　　那个跟郑振满教授学了一口莆田腔普通话的，就是宋怡明，现在已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。早在90年代，宋怡明通过政府对等交流计划，来到厦大做博士论文。宋怡明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提及，自己在厦门大学师从“华南学派”，追随的正是这个学派所倡导的“从老百姓的角度去了解历史的大演变”。

国际交流 那我们开始得很早了

注：郑振满和丁荷生所著《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》，被誉为“近10年来在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学等领域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意义的著作”

　　曾经师从傅衣凌的郑振满，还记得老师曾说过：“我们的学问不能只在图书馆做，要出去找民间的资料。”

　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为躲避日军空袭，历史学家傅衣凌躲进一间老屋，偶然发现一整箱的民间契约文书。他后来把研究成果编成《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》，改变了以往只以官方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单一视角，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。

　　这种从王朝到民间的转向，从精英到全民的转向，与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潮流不谋而合。傅老师的专著很快流传到海外，备受推崇，甚至出现了不少盗版书。当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，许多外国人蜂拥来到厦大，几乎都是抱着朝圣的心态。

　　丁荷生是最早来厦大求学的外国学者之一。他和郑振满几乎每年都见面，一起跑了二十多年的田野。“从骑摩托车，到开拖拉机，再到坐小车，从1985年到现在，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跑，一个庙一个庙地去抄碑刻。最早的时候路很差，一下雨，不是人骑车，而是车骑人了。”郑振满笑着回忆，“要说国际交流，那我们开始得很早了”。现在的丁荷生，已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系主任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，“进村找庙、进庙找碑”，一起跑田野，分别做研究，被视为国际学术合作的典范。

古老的文献在互联网时代重生

注：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网站

　　七年前，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，开始共建“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”。这种被外界解读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，郑振满教授却认为是水到渠成的事。“我们做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，就好比在卖土特产。做这样本土化的东西，你做不到世界第一，就说不过去嘛。”

　　谈起在哈佛关于数据库的见闻，郑振满讲了一个故事：“他们有一门中国地方史的课程，就做了一个数据库，让学生们自己在里面找数据、提假设。他们现在经常说，‘不懂数位人文学，就没有面试机会’，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。”

　　自信但不自傲，这就是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走进世界的态度。两者合作建起的数据库，就是让最古老的文献在互联网时代重生。

　　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，依托卫星地图，将文献和影音资料打通，将时间和空间的区隔打破，把所有的资料放在同一个点上，形成一个动态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。这样，每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找到不同的资料，来做不同的研究。在传统的图书馆里，一本书它只能放一个地方。在这个数据库里，所有的资料可以随时重新组合。

　　“我们希望做起来的这个数据库，至少可以用几代人。当然，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素材积累的时间，需要非常浩瀚的资料录入工作，更需要建起一整套严密的分析方法。但最终，这个综合性的平台是公开的，通用的，因为真正的学术是没有国界的。”

　　（宣传部 黄伟彬）